四川省广汉市（原广汉县）全国闻名。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，废除人民公社，到突破计划经济模式，构筑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，广汉的农村改革创造了好几个全国第一：第一个在金鱼乡推行“包产到组”；第一个组建县级农工商联合总公司；第一个实行财政包干为主体的县级经济管理体制；第一个实行粮改，取消粮票。
而最为惊心动魄的，是在向阳摘掉了人民公社的牌子，换之以“向阳乡人民政府”，因此博得了“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”的美称。
收获季节采访向阳镇，几公里外便见满地金黄的田野上，别墅式的农家小楼星罗棋布。镇上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，滨江大道绿树成荫，花团锦簇，工厂企业红红火火，不愧是率先迈进小康、跨入“全国乡镇百颗星”行列的川西平原上的一颗明珠。
镇党委书记邓跃成高兴地向记者介绍起他们改革开放的成绩，农民人均收入：1978年205元，1998年2730元，增长13．3倍；乡镇企业产值：1978年502万元，1998年10．4亿元，增长200倍；实现税利：1998年比1978年增长350倍。
社会主义为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提供了最基本的制度保证。但是，由于长期“左”的思想影响，特别是人民公社“一大二公”和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年动乱，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，延缓了摆脱贫困的进程。1978年，全国农村约有1／3的人没有解决温饱。谈起当年向阳人敢为天下先的情景，邓跃成说，18年前，即使是地处“天府之国”的广汉县的农民们也“吃的稀饭浪打浪，住的草房芭芭门”，年收入只有几十元。
1977年春的一天，当时任县委书记的常光南独自一人骑自行车下乡了解大春生产情况。他看到，一马平川、受都江堰自流灌溉之益的麦田里，到处都杂草丛生、麦苗稀稀，而地里的社员们则是懒洋洋的。这使他感到十分难过。当他来到西高公社一个生产队的田里时，不由眼前一亮。这里麦苗墨绿茁壮，地里、田埂上都整修得干干净净，社员们干活的积极性很高。一了解，这个队偷偷把土地按劳动力划成几个作业组，定了产量任务，超产奖励多分口粮，减产则少分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。看长势，他们的亩产量至少比别的地方高100多斤。第二天，常光南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，向20几个公社书记讲了他头天的见闻和感想，立刻炸了锅。多数人说，要是可以搞定产，我们保证大面积每亩增产100斤以上！也有人害怕：定产的实质是“包”，那可是禁区，是触动人民公社体制的大事呀！
常光南想，为了让地里多产粮食，尽快解决群众的温饱问题，禁区也要闯！他决定在金鱼公社全面推行农业联产责任制。1978年，金鱼公社在种植面积、品种和种植技术没有丝毫改变的情况下，粮食增产251．5万公斤，平均每亩增产200多斤。有了金鱼公社的经验，在上级领导的默许下，广汉全县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完成了“五定”（定劳力、定地块、定肥料、定产量、定工分）生产责任制，1980年以后又进一步完善成为联产承包责任制。广汉农民从此解决了温饱问题。
借鉴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验，1979年广汉县又改社队企业由公社、大队统管成立“工业公司”自主经营，同时成立“农业公司”负责农技推广等与农业有关的经营活动，成立“商业公司”负责农副产品的流通。三个公司在独立核算、自负盈亏的前提下组成“农工商联合总公司”负责协调、管理全公社的经济工作。这样改革以后，“三级所有、队为基础”、“政社合一”的管理体制已经不复存在，联产计酬责任制又取消了“吃大锅饭”的分配制度，人民公社实际上已成了一个空牌子。
1980年4月15日，一个“秘密会议”在向阳公社旅社二楼举行。县委书记常光南、副书记夏更坤及全体党委成员经过一天的艰苦讨论，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议：撤销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，恢复向阳乡人民政府；乡党委管党务，政府管行政，农工商总公司管经济。6月18日，向阳公社举行了人民代表大会，选举出乡政府组成人员。当天中午，向阳公社的牌子摘下来，乡政府的牌子挂上去。
这是自人民公社、大跃进以来中国挂出的第一块乡人民政府的牌子。虽然“秘密”会议有“不声张、偷偷干”的约定，此举仍然迅速震动了巴蜀，震动了全国。
1983年10月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发出《关于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》，结束了存在22年之久的人民公社体制，并被载入宪法。
当年的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，以后提任了新建的德阳市第一任市长，如今已是80多岁的老人。谈起当年的情景仍然是那样激动，那样悲壮：“那时我是准备受处分回家种田的！为了农民群众过好日子，我值。换牌给中国农村改革大潮带来如此大的冲击波，却是我们始料未及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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